編者按:1992年9月2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43周年時,全國政協(xié)舉行了全國政協(xié)原副主席李燭塵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丁關根代表黨中央對李燭塵作了高度評價:“李燭塵先生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忠貞的愛國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yè)聯合會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李燭塵先生又是著名的實業(yè)家,我國民族化學工業(yè)的開拓者,我國民族工商業(yè)家的楷模!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75周年。5月8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在湘西永順縣毛壩鄉(xiāng)調研,并在李燭塵故居出席了民建中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揭牌儀式。近年來,中共湖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民建湖南省委、湖南省工商聯及湘西州委、州政府主要領導多次深入毛壩考察指導,對李燭塵故里建設、宣傳及發(fā)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多年來,湖南省政協(xié)委員、湘西州政協(xié)委員劉明一直致力于李燭塵先生的研究,寫作了很多研究和紀念文章。9月5日起,本網將分期推出他撰寫的《湘西有個李燭塵》系列,敬請大家關注。
湘西有個李燭塵之四:“永久黃”的大管家
劉明
1918年夏,6年的日本留學生活結束了,36歲的李華搢(李燭塵)取道臺灣回到了祖國。
去臺灣,他主要是想看看寶島的鹽資源,調研一下人們食用海鹽和精鹽的情況。
在日本留學期間,李華搢一直沒有忘記日本人給中國留學生飯菜里多加鹽的經歷。
從臺灣轉湖南,一路坐船乘車,爬山涉水,李華搢終于回到了湘西永順毛壩。
離開家鄉(xiāng)2000多個日日夜夜了,躲在湘西大山深處的毛壩依然還貧窮落后。
由于軍閥混戰(zhàn),不少人竟占山為王,縣里、鄉(xiāng)里都辦團防,弄得當地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李益泰”號的生意越來越難,不得不關門;氐郊液,看到孩子們都長大了,卻不見父親,問及妻子,才知老人家夏初剛剛去世。
子欲養(yǎng)而親不在。自古忠孝兩難全。
回想起與父親一起的點點滴滴,李華搢禁不住淚流滿面:“思之遠,望之切,常懷天倫之團聚,府君死不瞑目也。”
岳父郁圓初還在,李華搢回家當天就拜見了他。這些年,要是沒有岳父的幫襯,家里的妻兒老小會過什么日子?可想而知。
在毛壩沒陪孩子們玩了一段時間,李華搢真誠和妻子交流,也跟岳父敞開了心扉。
他說,當初自己求學離開湘西,如今十多年過去了,算是學成歸來,但家鄉(xiāng)沒有他施展才華的條件,必須再次走出去。
李華搢不是不熱愛家鄉(xiāng),更不是不關心家庭,那時母親還在,自己也是5個孩子的父親了,這些年虧欠家人的太多太多……
國難當頭,時局混亂,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發(fā)揮所學,為自己找出路,也努力爭取為國家做些事情。
1918年8月,時隔9年,李華搢再次來到了北京找機會,住在一個“永靖會館”里。
永,就是永順府,中國古莓茶之鄉(xiāng);靖,為靖州府,中國楊梅之鄉(xiāng)。
“永靖會館”是永順和靖州府聯手修建的,專為來北京求學的家鄉(xiāng)學子和去兩地工作之人落腳。
在會館,李華搢把日本留學和臺灣考察的見聞,寫了篇《鹽與工業(yè)之關系》,并主動向《鹽政雜志》投稿,從而結識了景本白(生卒不詳)。
景本白不僅是《鹽政雜志》主編,而且還是久大鹽業(yè)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當選的董事長。
拳拳之心,盡在字里行間。景本白為李華搢的才學深深吸引。
1918年8月底,帶著景本白的推薦信,李華搢來到了天津,見到了久大鹽業(yè)公司總經理范旭東(1883—1945)。
兩人都在日本留學過,都對湖南老鄉(xiāng)魏源主張學習西方且大力發(fā)展工商業(yè)的思想非常認同。
他們先后談到了冶鐵、鑄錢和煮鹽,一見如故。
范旭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自秦代以來,鹽鐵官營就是定制,幾乎沒有什么改變。
洋務運動中,張之洞(1837—1909)率先引進了洋設備,開礦山,煉鋼鐵,而煮鹽還是被世代相襲的鹽霸和鹽商控制著。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李華搢認為,且不說鹽是化學工業(yè)的基礎原料,就老百姓生活也不可或缺?芍袊F煮的鹽,仍是粗鹽,產量低,質量差。
范旭東說,他多年前在歐洲考察時看到了精鹽,就想中國老百姓也應該吃上這么好的鹽。于是1914年就從財政部辭職,在天津創(chuàng)建了久大鹽業(yè)公司。
李華搢講了在日本留學時飯菜被加鹽的經歷,講了湘西“一天不吃酸,走路打躥躥”的故事。酸,即酸菜,酸菜好下飯,不然渾身無力。
除了談制鹽,范旭東和李華搢還談到了制堿和制酸,談到了中國未來的化學工業(yè)。
共同的理想讓兩人相見恨晚,很快,李華搢被范旭東聘為久大鹽業(yè)公司的技師。
走進久大鹽業(yè),這一年,他把“柱丞”和“竹承”都改成了“燭塵”,李華搢也就變成了李燭塵。
后據李燭塵的兒子李文采解讀,燭是洞察的意思;塵,是指細微的萬事萬物。燭塵,就是說要深入實際,仔細地觀察和了解事物。
我覺得:燭,應該還有像蠟燭燃燒自己之意;塵,是塵土,有微不足道的謙遜之感。
不管怎么解讀,從此,李燭塵這個名字就與范旭東及中國近代的民族化學工業(yè)緊密相連了。
當然,除了“永久黃”團體,還有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yè)聯合會、食品工業(yè)部、輕工業(yè)部、全國政協(xié)等等,談到歷史,總會提到一個叫李燭塵的人。
換個話題,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來說說范旭東先生,他是湖南湘陰人,比李燭塵小1歲。
范旭東是范仲淹(989—1052)的后裔,自幼喪父,原名范源讓,1883年10月24日出生在長沙縣,1897年隨哥哥考入湖南時務學堂。1900年,隨哥哥范源濂東渡日本。
1908年,范旭東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化學工業(yè)專業(yè),立下了“科學救國”和“工業(yè)救國”之志,改名范銳,字旭東。
1911年,范旭東回到祖國,由老師梁啟超(1873—1929)推薦進入財政部。1913年他被派往歐洲考察鹽政,由此對精鹽制造及相關用途產生了濃厚興趣。
回國后,當時農商總長張謇(1853—1926)熱衷于鹽政改革,創(chuàng)辦了《鹽政雜志》,組織討論,主編就是景本白。
范旭東主張取消鹽專賣,改善鹽質,獎勵工業(yè)用鹽、免稅等。
討論歸討論,關鍵還是在于實干。
后來,官辦鹽廠計劃夭折,范旭東干脆辭職,到天津海邊一帶調研幾次后,就決定辦廠。
他的想法得到了景本白支持。
1914年7月,久大精鹽股份有限公司獲鹽務署批準后,決定募集5萬股本,范旭東負責一半,景本白等人負責一半。
1915年4月18日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久大實收股本4.11萬元,多半是親朋好友湊的。
最初入股人包括梁啟超(1873—1929)、楊度(1875—1931)、周作民(1884—1955)、景本白、馮玉祥(1882—1948)、梁思成(1901—1972)等,最少的有500元,最多的6000元,蔡鍔出資1000元。
1916年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鹽開始在天津上市,商標為五角星的“海王星”,取自《管子》,寓意自強不息,造福于民,也有大海資源豐富,前途似海之意。
1917年,英國人要求中國授予“以鹽制堿”的特權,范旭東在當時北洋政府支持下,與陳調甫(1889—1961)等人開始在天津創(chuàng)辦永利制堿公司。
1918年11月,李燭塵進入久大鹽廠不久,永利制堿公司舉行成立大會。
1919年永利破土動工,李燭塵被委以重任,負責經營管理,陳調甫為制造部長。
不到一年,久大鹽廠擴大了,新建了新法制鹽的東廠,李燭塵被任命為老廠廠長。之后不久,還與侯德榜(1890—1974)輪流當起了永利制堿廠廠長。
當了廠長后,李燭塵建議范旭東要下決心培養(yǎng)自己的人才。他認為:辦現代企業(yè),關鍵是靠科學技術沒錯,而科學技術的發(fā)明、運用和普及離不開某一或多方面的專門人才。
可當時久大鹽廠和永利堿廠經濟效益都不景氣,生產難題不少,李燭塵提出要建立專門研究機構,有股東就反對,說現在都生活不好,如何去謀劃未來?
范旭東堅定地支持了李燭塵的想法。
1922年8月20日,黃;瘜W工業(yè)研究社在塘沽成立,聘請孫學悟(1888—1952)擔任社長。這是中國民營企業(yè)中第一家化工學術研究機構。
從1914年在天津塘沽創(chuàng)建了久大精鹽公司,1917年創(chuàng)立永利制堿公司,再到1922年創(chuàng)立黃;瘜W工業(yè)社。僅僅8年時間,范旭東組建了中國現代著名的“永久黃”團隊。
“永久黃”成立后,范旭東長住天津日子多,主要從事資金籌集和產品的銷售,而把塘沽的生產體系全部交給了李燭塵,這種信任不言而喻。
成為“永久黃”的大管家后,李燭塵認為,生產體系中最重要的工作無疑是管理。人管人,累死人,規(guī)矩管人管靈魂。
那么何謂管理?管理就是管理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對集體活動所進行的協(xié)調過程。在發(fā)達國家,管理和技術被喻為推動經濟發(fā)展的兩個車輪子。
不少企業(yè)家還認為,一個良好的企業(yè),三分靠技術,七分靠管理。管理的重點是人、財、物,中心是人。所謂事在人為,就是這個道理。
那么如何管理好人?
李燭塵結合“永久黃”團體具體情況,在調動職工積極性和責任心方面制定了規(guī)矩,提出了“管而不卡、簡而不漏、要而不繁、層層負責、人人盡職”的理念,深得人心。
說是管人,其實就是利人。
在“永久黃”團體初創(chuàng)和發(fā)展艱難時期,李燭塵就想方設法興建職工宿舍,建立職工醫(yī)院和子弟學校。在企業(yè)多次調整中,他始終努力做到不裁員,不減薪。
為了保障職工身心健康,他不僅力主不能增加職工勞動強度,還積極采納陳調甫等人的意見,向西方發(fā)達國家學習,1926年在華北率先推行了8小時工作制。
“永久黃”團體待遇不言而喻。為了使管理更加深入人心,李燭塵還經常帶領管理人員為工人過生日,這些在如今看來十分平常的舉動,那時卻彌足珍貴。
范旭東說自己一個人干活還可以,短處就是不善于經營管理,叫人家?guī)兔Γ恢f什么好。但他找到李燭塵這個“大管家”后,事業(yè)就越來越順了。
所以1924年在召開企業(yè)股東大會時,當范旭東發(fā)現李燭塵不是股東,就提議并送董事會決定,贈送了李燭塵5000元股票。
贈送股票并不僅僅是給財富,而是對李燭塵的信任,希望他能更多更好地參與團隊的決策。
其實,范旭東和李燭塵都是那種生活簡樸、舍不得花錢的人,他們把每年多余的酬金大都獻出給了黃海社,平常還時不時資助教育事業(yè)。
有員工后來回憶說:“范旭東和李燭塵這些人很正派,自己是公司老板,卻經常和員工一起吃飯。在舊社會過了那么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找姨太太。”
范旭東不嗜煙酒,不賭博,在個人品德上無可挑剔。他只有兩個女兒,沒兒子,這是那個時代富人一個冠冕堂皇的納妾理由,但他沒有。
李燭塵也是,沒有私產,沒有積蓄,早年在“永久黃”由范旭東建議董事會贈送的5000元股票,在新中國成立后宣布企業(yè)國營,全交給了國家。
李燭塵在天津市區(qū)有三個住處,沒有一處是私宅,這些年我多次去看過:一處是一個尖頂的小房子,在太和里附近,一處是久大天津辦事處的宿舍,還有一處就是馬場道102號。
位于馬場道102號的這處是木質結構四層公寓樓房,如今已成幾戶私人住宅,門口還掛著塊“李燭塵舊居”的牌子,外表并不起眼,只因1951年12月27日毛主席曾登門而出名。
有范旭東和李燭塵的身體力行,“永久黃”團體不但業(yè)績突出,而且形成了當時全社會都稱道的企業(yè)文化。
可以說,“永久黃”團體是中國近代知識型企業(yè)家群體的典型代表,他們大多是留學歸來的“海歸”,沒有官場背景,沒有從商經歷,更沒有雄厚資本。
但是這些人有見地,有魄力,有情懷。他們的企業(yè)不是家族企業(yè),往往一開始就是“眾人劃槳開大船”的股份制企業(yè),這是中國近代最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企業(yè)。
這些人從來沒有把賺錢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著更高的家國情懷。
他們非親非故,素昧平生,僅僅因為志同道合就走在了一起,形成了“永久黃”團體的核心力量。
他們1934年確立的四大信條,已過去整整90年,但今天看來,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我們在原則上絕對地相信科學。二、我們在事業(yè)上積極地發(fā)展實業(yè)。三、我們在行動上寧愿犧牲個人,顧全團體。四、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
四大信條簡單明了,不是口號,而是“永久黃”團隊事業(yè)前行的號角和動力,是企業(yè)發(fā)展的靈魂。
號角已經吹響,開足馬力前行,何愁大業(yè)不成?
1934年,范旭東在南京創(chuàng)立了永利硫酸铔廠。1937年初,硫酸、液氨先后投產,很快,硫酸氨(肥田粉)也生產出來了,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化肥工業(yè)企業(yè)。
到了1937年,范旭東真正實現了三個“三位一體”:一是“永久黃”的三位一體,二是“鹽、堿、酸”的三位一體,三是人事上范旭東、李燭塵和侯德榜的三位一體。
1937年,可以說是“永久黃”事業(yè)蒸蒸日上之時,然而“七七事變”爆發(fā)了,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7月19日,范旭東和李燭塵進行長時間交流后,滿懷悲痛地離開了奮斗二十多年的塘沽,坐火車匆匆南下,去參加“廬山談話會”。
沒有想到,范旭東此去竟然是與天津永別。
范旭東把“永久黃”命運全交給了留守的大管家李燭塵。
7月30日,天津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黃;瘜W研究社被日軍作為運輸司令部,久大、永利危在旦夕。
8月13日,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南京永利铔廠為救亡圖存,緊密配合前線需要,趕制起炸藥和硝酸銨來,被日寇視為眼中釘,在狂轟濫炸中損失慘重。
為了安全需要,李燭塵不得不下令停止生產,安排人員撤離。同時要求把主要機器拆散隱藏,技術人員則攜帶圖紙從香港向重慶撤離。
“永久黃”企業(yè)被占領,團隊到底該何處去?是就地解散?還是另起爐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還是“在地愿為連理枝”?
以范旭東、李燭塵和侯德榜為首的主要負責人商議,雖然大難臨頭,但愛國心和民族氣節(jié)不能變,決定員工和物質全部內遷入川。
李燭塵時年55歲,在三人中年齡最大,且長期負責管理,他主動要求留在天津主持內遷工作。侯德榜等攜少數眷屬由香港轉到重慶,選擇廠址,籌劃再次創(chuàng)業(yè)。
屋漏偏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這時候,西方一些帝國主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企圖收買“永久黃”團體,或者想軟磨硬纏擠進來。這一切都被李燭塵斷然拒絕。
見軟的不行,日寇兇相畢露,干脆就搶,還要逼迫簽字。李燭塵說“世界上哪有強盜搶東西,還要主人簽字之理?你們今天可以把工廠搶去,今后我們一定要收回來!”
等全體員工撤離后,李燭塵喬裝離開天津,1937年12月25日到達漢口,與已在漢口的“永久黃”團體其它負責人終于團聚。
1938年1月,范旭東在漢口召開了“永久黃”團體領導人會議,決定一路由范旭東、侯德榜帶隊出國學習新的制堿方法,同時完成新廠設計和設備購買。另一路由李燭塵擔任遷川總指揮,繼續(xù)率領大家向華西轉移。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這上千名員工,數十萬噸設備,一千多公里的行程,要分批逐步前行、運輸,頭頂還有日寇的飛機輪流轟炸,可想而知。
李燭塵克服種種困難,最終安全抵達重慶。
到了重慶后,四川那么大,到底還要去哪?
好在1919年李燭塵就對四川有過一次兩個多月的考察,還寫了篇《四川自流井鉀鹽調查報告》,知道自貢、樂山五通橋一帶適合建新廠。
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貢模范鹽廠正式開工,由1931就加入“永久黃”團隊的唐漢三擔任廠長。不到一年時間,所產井鹽居全國第一,有力支持了全民抗戰(zhàn)。
1939年春天,范旭東把原地名五通橋“道士觀”改為“新塘沽”,三個有力的大字刻在門前左側的巨石上,這不僅是紀念“永久黃”出發(fā)之地,也是他想在樂山再創(chuàng)一個中國化學工業(yè)的新高地。
一切似乎都按照預料中的在發(fā)展?粗坝谰命S”團體事業(yè)逐漸好起來,李燭塵感到欣慰。但想起從天津到四川經歷的種種,夜不能寐。
知己知彼,方能致遠。
1941年冬天,李燭塵寫下了著名的《日本人不認識中國人,中國人應認識日本人和自己》一文。
他說,日本人自取滅亡,已是命中注定,然假使中國人之衰弱不振,何致誘起蠶食鯀吞之野心?……國人記著!日本人無論上下各階層,均以滅亡中國為第二天性。
李燭塵認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若政治不力求廉明,國力不力求團結,而猶是黨同伐異,不與國民同休戚,將一無是處。
他憂國憂民,無疑,也對國民政府深感失望。
1942年夏,為了盡快建成“永久黃”大西北化工基地,李燭塵決計經漢中、西安去延安等地調查陜西鹽堿資源。
消息傳出,國民黨當局害怕他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就極力阻撓、百般刁難,致使這次考察計劃夭折。
一石擊起千層浪。赴陜西考察的計劃雖未能實現,但引起了實業(yè)界對大西北資源的廣泛關注。
國民黨當局迫于輿論壓力,也基于現實需要,決定由經濟部組織西北工業(yè)考察團。
李燭塵通過努力爭取,得以同行。
1942年10月19日,李燭塵從重慶飛抵蘭州,踏上了考察大西北的征途。
一路,經蘭州,過青海,沿河西走廊,穿越星星峽入新疆,最遠到達伊犁。
1943年2月13日,李燭塵返回重慶,這次西北之行共計118天,行程超過兩萬里。
李燭塵為國民政府上書了《開發(fā)西部管見》,提出了這是整個民族生存必需之要求,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一邊行走,一邊寫了《到西北去》,10萬余字,以12封書信方式發(fā)表在“永久黃”團體辦的《海王》雜志上,對企業(yè)乃至日后的中國化學工業(yè)發(fā)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西北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技術落后,人才匱乏。李燭塵認為,實業(yè)需要技術作為支撐,需要人去干,沒有技術的“實業(yè)”是業(yè)而不實,不實的實業(yè)何以談救國?
回到重慶后,他還寫了《西垂觀感》,特別提了新疆經濟發(fā)展和國防建設等方面重要性:“新疆一隅,居高屋建瓴之勢,得之足以屏衛(wèi)中國,不得則關隴隘其封,河湟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歷史俱載,斑斑可考!
李燭塵說的歷史,無疑是說民族英雄左宗棠(1812—1885)收復新疆和治理大西北的事。
左宗棠和范旭東一樣,都是湖南湘陰人。
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力排眾議,身體力行地平定西北、收復新疆后,致力于長治久安的策略,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fā)展功勛卓著。
西北之行,李燭塵特去了一個立有左宗棠塑像的破屋,看到頂戴花翎不知去向,彩繪朝服已褪色,身上處處露出泥胎,那幾縷濃須上的雙眼,好像若有所思的望著前方....。。
李燭塵悲憤地寫到:“左公經營西北,為中國西北方奠定了數十年的磐石之安....。。其遠識與魄力誠堪欽佩....。。而祠宇衰敗如此,數典忘祖,是亦后人之恥也。”
痛定思痛,李燭塵提出了開發(fā)大西北的建議和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將來能于該處奠定大工業(yè),而可致國家于萬年磐石之安!”
他還號召中國青年往西北去!
遺憾的是,這位年過六旬老人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見聞和建議,并沒有引起當局重視。
其實,在考察中,李燭塵就想到了:這些美好藍圖的實現,需要一大批理想主義者和實干家,需要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政黨來引領。
他想起了毛澤東、周恩來、賀龍、林伯渠、李文采……
當然,他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中國共產黨。(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