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路易·艾黎

蘇思豪 向端四

　　今年大年初二，我們應路易·艾黎義子、著名烈士鄧中夏的侄子鄧邦鎮(zhèn)和他夫人盧波的邀請，遠赴鄭州采訪偉大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新西蘭友人艾黎的光輝事跡。

　　路易·艾黎，不遠萬里從新西蘭來到中國，在中國工作、生活了六十年，期間組織工業(yè)合作社，興辦教育，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yè)，與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他，在中國人民最苦難的時刻來到中國，積極投身中國抗戰(zhàn)，忠誠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為抗戰(zhàn)勝利和發(fā)展中國人民同新西蘭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用一生書寫了對中國的熱愛。

　　他，是近百年來在華時間最長、對中國貢獻大、受中國人民尊敬的國際友人之一，是一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2019年8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山丹培黎學校，強調：“路易·艾黎先生提出‘手腦并用，創(chuàng)造分析’的辦學宗旨，對今天我們發(fā)展職業(yè)教育依然有借鑒意義，發(fā)展職業(yè)教育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2023年6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新西蘭總理希普金斯時指出，“要加強教育、文化、旅游、地方、民間等領域交流合作，培養(yǎng)更多新時代的‘路易·艾黎’，讓中新友誼之樹更加枝繁葉茂�！�

　　路易·艾黎還先后被周恩來、宋慶齡、鄧小平、鄧穎超、李鵬、新西蘭總理戴維·朗伊、著名國際友人馬海德稱贊為：“中國人民久經考驗、意志堅強的朋友”，“中國人民的老戰(zhàn)士、老朋友、老戰(zhàn)友”，“把一腔熱血和全部心血都貢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為了中國的發(fā)展及其人民的命運獻出了多方面的才能”等。

　　在其生日時，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習仲勛、李鵬、新西蘭大使華德、黃華、章文晉等專門為他祝賀，宋慶齡還專門為其舉辦家宴，新西蘭總理也公開祝賀。

　　那么，路易·艾黎為什么能夠讓這么多黨政領導人對其如此尊重，讓中國人民如此愛戴呢？

　　讓我們跟隨鄧邦鎮(zhèn)、盧波二老的講述，走進艾老那傳奇而又偉大的人生歷程。

　　鄧邦鎮(zhèn)老人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杰出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烈士的侄子，父親鄧隆渭早年在家鄉(xiāng)組建游擊隊抗日，后來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湘南支隊，于1949年病逝，母親也過早離世。1950年，鄧邦鎮(zhèn)和哥哥、姐姐、兩個弟弟五人被接到北京，由中央組織部撫養(yǎng)。

　　1951年，年僅9歲的鄧邦鎮(zhèn)被伯母鄧中夏的夫人夏明帶到艾黎家中，他就成了艾黎大家庭的成員，開始了一生的親情之旅，從此得到艾老父親般無微不至的關懷培養(yǎng)和照顧，撫慰和溫暖了他那飽受磨難的幼小心靈。艾老不僅照料他的生活，還鼓勵他發(fā)展自己擅長的油畫創(chuàng)作。鄧邦鎮(zhèn)后來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成長為著名的油畫家。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直至參加工作和建立家庭，他和夫人——知名雕塑家盧波及兒子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點點滴滴都與艾黎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陪伴老人安度晚年，陪伴老人走完人生的旅途。多年來，他們一直致力于傳承艾黎精神，促進中國與新西蘭的友好關系，推動兩國文化藝術的交流和發(fā)展。

　　至今，鄧邦鎮(zhèn)老人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和艾黎見面的情景。由于沒有見過外國人，鄧邦鎮(zhèn)和小伙伴們非常緊張，艾黎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圖書讓他們看，還主動趴在地毯上，一會兒說他是一匹馬，一會兒又說他是一頭大象，讓四個孩子騎在他背上。他時而昂起頭，時而抬起臀部，孩子們一次次從他背上滾下來，一家人都笑得前仰后俯，讓他們感受到了久違的家庭溫暖，也一下子拉近了與艾黎的情感距離，開啟了一輩子的父子情緣。

　　也許90后和00后的年輕人，對艾黎還有些陌生，但是通過兩位老人的講述，把這個有點陌生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在這里，我們將告訴你們一個更加全面、更加真實的國際友人艾黎傳奇而偉大的一生。他的精神和他的貢獻，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心中。我們不能忘記他，也不應該忘記他！朋友們，孩子們，請永遠記住他的名字——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蘭坎特伯雷地區(qū)斯普林菲爾德鎮(zhèn)，他的父親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篤信社會進步，是個先進的社會主義者。母親克拉拉·瑪利亞·白金漢，出生于英國諾�？�，是新西蘭早期婦女普選權運動的倡導人之一。

　　艾黎是父母七個孩子中的老三，自幼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鍛煉。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便隨新西蘭遠征軍赴歐作戰(zhàn)，參加歐洲索姆河戰(zhàn)役，表現(xiàn)勇敢，曾兩次負傷。第二次傷勢很重，差點死去。戰(zhàn)爭結束后，榮獲威爾士親王勛章。1919年，艾黎回到新西蘭，與友人共同經營牧場，首尾六年，備嘗艱辛。1926年底，艾黎讀到報刊上有關中國大革命的報道，便決意前往中國，去探尋一條新的道路。

　　不顧個人安危，投身革命事業(yè)

　　192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乘坐“卡盧魯”號貨輪，經香港到達上海十六鋪碼頭，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他到達上海的第二天，便經友人介紹，在上海工部局消防處虹口救火會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他相繼擔任消防處小隊長、處長級督察。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工業(yè)科，路易·艾黎又擔任了工廠督察長。在工作中，他兢兢業(yè)業(yè)，不怕危險，著眼于改善工人的工作環(huán)境和改進不完善的制度。

　　1929年，山西、甘肅、山東等地發(fā)生嚴重災荒后，艾黎接受建議，利用年假去內蒙古薩拉齊幫助華洋義賑會救濟災民，并組織修建民生渠。幾個月過后，有一兩千災民的孩子被送到上海，艾黎便去領養(yǎng)了一個孤兒，不僅負責他的生活，而且送他去上學接受教育。1931年的長江洪水退去之后，艾黎毫不猶豫地前往武漢，將自己4個月的假期用于賑災工作，為洪湖老解放區(qū)抗洪人民運送救濟糧。在結束武漢賑災工作返回上海后，艾黎又領養(yǎng)了一個洪湖災區(qū)的孤兒。艾黎真心喜歡中國的老百姓，同情他們的一切苦難，而且一直在盡己所能改善他們的生計。

　　1932年，經美國朋友介紹，艾黎結識了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他思索并接觸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通過史沫特萊，他與斯諾、宋慶齡、馬海德(美國友人)、魯迅、茅盾等進步人士建立了聯(lián)系，并成了好朋友。于是，他開始閱讀《資本論》，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1934年在宋慶齡的倡導下組建了外國人在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并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建立了聯(lián)系。他不顧個人安危，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斗爭，宣傳馬克思主義，撰寫了大量宣傳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文章，并發(fā)往國外。這些文章對外國人了解中國的處境，宣傳中國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這段時間里，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園路的居所，即今上海愚園路22號1315弄4號的艾黎舊居，位于外國人的租界，曾是掩護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一個秘密聯(lián)絡據點和避難所。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共黨員陳翰笙博士、紅軍將領劉鼎、許光達、李克農，饒漱石，以及魯迅的老朋友日本友人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等，都在他家里住過。他的私人汽車經常在危險的時候用于轉移中共黨員，并為地下黨護送一些急需物資和宣傳材料。

　　由于他是任職租界工部局的外國人，住處幽靜，因此，中共組織借此處開展秘密工作。1935年底，艾黎看到當時的長征面臨著巨大困難，就在他住處的頂樓小間里架設起秘密電臺，與正在長征途中的紅軍保持通訊聯(lián)系。將自己通過各方獲取的消息以電波的方式傳遞給當時還在長征途中的紅軍。為了更好幫助中國革命，他甚至在休息時間里去夜校學習摩爾斯電碼，考取了無線電監(jiān)聽員的證書。

　　英國共產黨員，電氣工程師甘普霖也住在這幢房里。他憑著自己的技術，不通過電表、直接從干線上接電源，并設法在夜間收發(fā)電訊。就是通過這個電臺，上海地下黨在第一時間獲悉了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的信息。消息傳來，艾黎和宋慶齡都無比喜悅。11月7日，宋慶齡用“蘇西”的化名復函艾黎，贊揚紅軍“真是一支強大的軍隊”。其后的一天凌晨，宋慶齡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甘普霖等幾位國際友人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慶祝酒會，一同慶賀這一勝利。

　　正是通過這一電臺，宋慶齡應毛澤東之請，推薦斯諾成功地訪問了延安，為向西方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故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也正是通過這一電臺，馬海德經宋慶齡推薦，成功地奔赴延安，日后成為紅軍隊伍中醫(yī)德高尚、醫(yī)術精良的著名醫(yī)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來的西安事變中，艾黎同樣是不可或缺的“神秘人物”。劉鼎(原名闞思俊)在艾黎家暫住的期間，間接促成了中共與張學良東北軍的聯(lián)系。

　　1936年9月艾黎接受一項黨的持別任務，與宋慶齡磋商后，便同兩位年輕人前往西安，原來是紅軍東征時繳獲了一大帆布袋山西地方鈔票，急需把這批鈔票帶到太原兌換成可以在全國流通的中央法幣。艾黎利用外國人的身份，假扮成“洋老板”，帶著助手到太原住下后，連夜整理那一大包亂七八糟的鈔票。這些鈔票大都為一元的，亦有十元的，艾黎將鈔票分為三大包，每包約值三千元。第二天上午他乘人力車跑了三家錢莊，成功地將山西地方鈔票兌換為中央法幣，并把錢電匯給上海的宋慶齡。這是很危險的亊情，三人馬上趕往火車站，跳上了己經開動的火車…

　　宋慶齡將錢湊滿一萬元整數，匯給在西安的劉鼎。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在西安事變之前，這筆錢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1936年，按照共產國際的安排，在宋慶齡領導下，路易·艾黎和幾個朋友及上海的國際左翼人士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份支持學生呼聲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英文半月刊物《中國呼聲》。該雜志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創(chuàng)刊號，由東方出版公司出版發(fā)行。雜志的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蠻暴行，聲援愛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艾黎用了很多不同的筆名在《中國呼聲》上發(fā)表了很多文章，幫助宣傳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斗爭。他撰寫的《岳飛—中國的愛國者》、《太平革命》、《臺灣——我們失去的領土》、《愛和平的我們必須戰(zhàn)斗》等文章，闡述了他以保衛(wèi)和平作為崇高理想，及與日本法西斯作斗爭的最早看法，并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工農紅軍的英雄事跡。

　　艾黎對宋慶齡極為敬重，甘冒風險，不辭萬難，配合宋慶齡完成了許多重要而艱巨的革命工作。有一次，戰(zhàn)時需要到滬東去取一箱手槍和子彈轉交給紅軍，宋慶齡親自出馬，把箱子放在人力車上自己的腳前，順利地通過了公共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讓她的車停下來時，她揚了揚她的名片，他們就放行了。這只箱子送到了艾黎的套房，安全地存放起來，后來由艾黎送到宋慶齡指定的地點，妥善地送給了紅軍。

　　艾黎還同宋慶齡、史沫特萊一起，通過國際友人為紅軍傷病員購買藥品，為中共蘇區(qū)根據地置辦無線電通訊器材，輸送印刷專業(yè)技術人員。艾黎的母親、遠在新西蘭的克拉拉女士，同樣熱愛中國。為了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她應艾黎之求，不顧年事已高，騎車在新西蘭各地募集錢款。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中共中央建議宋慶齡離開上海前往香港。12月23日，宋慶齡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決定撤離上海避居香港。宋慶齡離滬前幾日，打電話讓艾黎幫忙預訂一輛出租汽車。清晨，艾黎按照約定準時來到莫利愛路寓所，宋慶齡在艾黎的護送下，安全抵達外灘南京路碼頭。晚年的艾黎清晰記得“她挎著我的胳臂走過所有那些面目猙獰、虎視眈眈的家伙。我們愉快地交談著，神態(tài)自若，無人敢上前盤問”。

　　歷經千辛萬苦，發(fā)展工合運動

　　1937年淞滬抗戰(zhàn)打響，中國大片國土淪喪，失業(yè)者不計其數，國家產業(yè)體系幾乎崩潰。艾黎、埃德加·斯諾夫婦與中國愛國人士一道，發(fā)起工合運動，于1938年在武漢成立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目標是把工人和難民組織起來，生產自救，支援抗戰(zhàn)。路易·艾黎代理總干事，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技術顧問。洛陽、寶雞、成都、贛州也相繼建立了辦事處。“努力干、一起干”是合作社的口號，大家在這一口號的帶動下，干勁十足，生產出大批物資投入市場，成為中國工業(yè)合作社運動史上最有影響的全國性群眾運動。

　　為了這項事業(yè)，艾黎毅然放棄上海的安逸生活，靠著兩條腿和一輛自行車，或騎腳踏車，或步行，或搭便車，行逾3萬公里，足跡遍及十六個省份，歷經飛機轟炸、車禍、被捕、疾病，遭遇土匪、逃脫特務追捕、叛徒出賣等等厄運，九死一生，但其志未改，心甘情愿在內地鄉(xiāng)村創(chuàng)辦工業(yè)合作社，給災民、失業(yè)工人、傷殘士兵等提供指導和幫助，被譽為“工合”之父。

　　在艾黎的推動下，一大批工合組織蓬勃發(fā)展起來。據統(tǒng)計，1939年至1942年，中國一共出現(xiàn)了三千多個工業(yè)合作社，援助了30多萬失業(yè)者和難民，進行包括紡織、制毯、開礦、鑄造、簡單機床、陶瓷、化工、藥品、皮革、造紙、食品以及帳篷、擔架、軍服、軍毯、手榴彈等50多個門類的500多個品種的軍需民用產品的生產，為抗戰(zhàn)前線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生產、籌集和輸送了大量人員和軍需物資，給中國軍民以巨大精神鼓舞。期間，他還在延安等地成立了“工合”指導站，發(fā)展工業(yè)合作社，受到毛澤東和邊區(qū)政府的支持。

　　為了爭取海外援助，確保資金正常使用，1939年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國際委員會成立了。艾黎是工合運動的最初發(fā)起人之一和實際的長期領導人，在海外華僑和同情中國抗戰(zhàn)的各國進步社團以及國際友人中募集捐款，購置機器設備等，支持中國的工合運動。截至1945年底，工合國際從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籌集到國際捐款和捐贈物資價值上千萬美元，為支援抗戰(zhàn)和工合運動做出重要貢獻。

　　克服重重困難，建設“培黎學�！�

　　1942年以后，艾黎轉向培訓“工合”管理和技術干部的工作，同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在陜西雙石鋪創(chuàng)辦了培黎工藝學校。之所以取名為“培黎”，一方面是為了紀念他的美國朋友約瑟夫·培黎，另一方面也有“為中國的黎明而培訓新人”的意思，希望為中國革命培養(yǎng)急需的技術人才，這是學校的目標和方向。培黎學校招收的學生大都是合作社的徒工或逃難的工農子弟，培訓主要圍繞生產進行，教學實行半工半讀。

　　1944年初，日軍發(fā)動豫西戰(zhàn)役，逼近潼關。艾黎和好友何克帶著60多名中國學生和工人，用馬拉膠輪車攜帶學校設備，翻山越嶺2000余公里，經過近一個月的跋涉，將學校西遷至甘肅省山丹縣，更名為“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山丹培黎工藝學�！�。在極度貧窮十分艱苦惡劣的條件下，他們開荒地、建學校、辦工廠、設醫(yī)院，與窮孩子們一起穿草鞋睡土炕，同生活同勞動，殫精竭慮，意志堅定，含辛茹苦，嘔心瀝血，經受了十年之久的嚴酷考驗，努力探索發(fā)展適合中國國情的半工半讀、手腦并用的新型教育，提出“手腦并用，創(chuàng)造分析”的辦學宗旨，為中國培養(yǎng)了大批技術人才。

　　有段時期，學校資金很困難，艾黎把這個情況寫信告訴了母親，沒過多久就收到母親寄來的1萬新元，他將老人家辛苦攢下的養(yǎng)老金，慷慨地用于補助學校。同時，艾黎還在國際上募捐資助工合與山丹培黎學校，在新西蘭、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中國香港的朋友，都積極響應支持艾黎的事業(yè)，源源不斷送來物資與資金，價值500萬美元。

　　學校一度發(fā)展到近600人的規(guī)模，他在探索創(chuàng)造性教育實踐過程中，充分利用山丹境內煤炭、高嶺土、皮革、芨芨草等優(yōu)勢資源，先后建起了機械、煤炭、運輸等20多個專業(yè)學科、生產小組，邊學習邊生產，相繼辦起了動力、制毯、運輸、紡織、針織、縫紉、制扣、玻璃、陶瓷、造紙、印刷、化工、皮革、制粉、制糖、冶煉、機械加工等30個校辦工廠(場)，成功實踐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教學思想和辦學理念，率先把西方工業(yè)文明引入山丹。于是，山丹歷史上第一次有了汽車、拖拉機、紡織機、發(fā)電機，第一次有了電燈照明，第一次有了西醫(yī)看病做手術等許許多多的第一。這些“西洋景”當時在河西走廊引起了轟動�？梢哉f，艾黎是大西北農村現(xiàn)代工農業(yè)生產雛形的開拓者。他所創(chuàng)辦的培校醫(yī)院，使山丹和鄰縣許多病魔纏身的人得到了救治。他還派醫(yī)療小分隊到山丹農村巡回醫(yī)療，使醫(yī)院成為他和老百姓聯(lián)系的橋梁和紐帶。

　　路易·艾黎熱愛中國，尤其關懷中國的少年兒童。他把當地許多窮孩子收到學校，還招來全國17個省市、甘肅19個縣的不少孤兒和戰(zhàn)災兒童，在培校這座熔爐中接受熏陶。

　　這里還有兩個感人的故事。一個是：艾黎來到甘肅徽縣，看到一個鐵匠鋪子里頭，一個小孩子在拉風箱，沒有穿衣服。他走過去和鐵匠聊天，說：“這個小孩子也沒有多大力氣，也不像你的孩子�！辫F匠說：“他的確不是我的孩子，他沒有爹媽，我可憐他，讓他給拉風箱，給他一碗飯吃，餓不死他。”艾黎于是說：“你能不能讓我把這個孩子領走，讓他去上學呀？”鐵匠說：“你愛領走就領走吧�！焙髞戆�黎領著這個孩子到山丹培黎學校上學，他發(fā)現(xiàn)這個孩子挺聰明的，后來又把他送到英國去留學，新中國成立后，這個孩子成為了一名工程師。

　　還有一個故事：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艾黎在洛陽撿到一位孤兒，父母雙亡。當時發(fā)現(xiàn)孤兒的時候，他正在沿街乞討。艾黎問他：“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去上學？”這對于一個孤兒來說，當然是天上掉下的餡餅，求之不得！

　　于是，艾黎帶著他去了一家服裝店，為他里里外外買了衣服和鞋襪。在艾黎的住處孩子換衣服的時候，艾黎發(fā)現(xiàn)他全身長滿了疥瘡。艾黎急忙又去藥店買了硫磺膏，為其天天堅持換藥，直至康復。后來，艾黎又從當地找到幾個流浪的孩子，把他們一起帶回學校。

　　當年回到陜西雙石鋪培黎學校，人們只得搭乘運貨的敞篷卡。晚上經過秦嶺的時候，山高路陡，天氣特別寒冷。艾黎看到孩子身體瘦小，就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脫下來蓋在孩子的身上。

　　后來學校搬遷到山丹后，因為條件艱苦，艾黎經常要到外地去籌款籌糧。有一次，返回學校后，艾黎沒有看到那個孩子，就問其他學生，才知他的腳凍壞了。于是，他把那個孩子叫來，用自己的臉盆盛上熱水把孩子的腳小心翼翼地放進去，把與傷腳粘連的襪子慢慢褪開，再上藥包扎好。

　　那時候學校的生活非常艱難，校長也只有一個臉盆，一床被子。晚上又怕孩子照顧不好自己，他就和孩子睡在一張床上，自己和衣而睡。半夜醒來，孩子覺得腳暖暖的，清醒后，才發(fā)現(xiàn)是校長解開上衣，把他受傷的腳捂在胸口。他感動得默默流下了眼淚。一個流浪的孤兒，哪里得到過這樣的溫暖和待遇呀？！這樣的場景，讓他一輩子難以忘懷。

　　艾黎自己終身未婚，卻收養(yǎng)了許多貧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全心全力將他們撫養(yǎng)成人，培育成才。艾黎將這些孩子們稱為“迎接黎明的人”，勉勵他們?yōu)樾轮袊鴬^斗。培黎學校的學生回憶說：“在我們的心里，艾黎是我們的父親！”

　　在山丹，艾黎與他的親密戰(zhàn)友英國人喬治·何克及來自新西蘭、英國、美國、加拿大、奧地利、日本等9國的27位外籍教師一起戰(zhàn)勝了無數艱險，挫敗了當地土豪劣紳和反動勢力一次又一次的搗亂和破壞，為黎明后的新中國造就了一大批技術骨干。

　　解放前夕，為了防范反動軍隊的搶劫，他領導培黎師生把全部汽車拆卸埋藏了起來。1949年9月，山丹縣城解放，艾黎和學校師生緊急行動，用幾天的時間，把此前拆散存放的汽車零部件組裝成了20輛汽車，并將埋藏在四壩灘的48桶汽油、5桶機油支援給解放軍部隊。師生駕駛汽車，運送解放軍指戰(zhàn)員和軍用物資，去解放西北重鎮(zhèn)酒泉、玉門。

　　同時，他還組織起搶修組，夜以繼日地為解放軍修炮車、槍械和機器。為了支持新生的人民政權，他無償地從學校為山丹縣人民政府架通電線，安裝電燈。抗美援朝開始后，他動員培校學生踴躍報名參軍，和山丹有志青年一道奔赴抗美援朝前線。土地改革一開始，他選派最好的學生參加土改。

　　山丹解放后，培黎學校的學生奔赴全國各地，利用所掌握的先進技術為新中國的建設服務，成為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們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成為了工程師。培黎學校在山丹的辦學實踐，奠定了山丹乃至河西現(xiàn)代職業(yè)教育、工農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的基礎，至今仍惠及當地人民。

　　晚年發(fā)揮余熱，促進中外交流

　　1953年，受周恩來總理邀請，艾黎定居北京。艾黎筆耕不輟，寫了大量書籍向外介紹新中國，將對中國的熱愛和理解傾注筆端，致力于增進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并幫助中國與新西蘭建交。他一生著作70余部，記錄了他在中國等國家的見聞。其中《六個美國人在中國》，介紹了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卡爾遜、史迪威和馬海德等6人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洞蓢�游歷記》則是艾黎幾十年研究中國陶瓷的心得之作。艾黎還潛心翻譯了大量中國古詩，譯著有《胡笳十八拍》、《唐宋詩選》、《李白詩歌200首》、《白居易詩選200首》等等。

　　艾黎一貫生活儉樸反對鋪張浪費。他不追求奢華，衣著干凈整潔。他很少添置衣服，馬海德夫人蘇菲為他親手織的紅色毛衣，他十分喜歡，一直穿著，壞了、補了，再穿。他常說中國一句俗語：“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卑�黎是從艱苦歲月走過來的，艱苦樸素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始終不曾改變，體現(xiàn)著他精神世界的美好與高潔。

　　在晚年，艾黎再次來到山丹，為了提高當地的文化環(huán)境。在山丹建立圖書館，圖書館以他的戰(zhàn)友喬治·何克的名字命名。為了讓圖書館的書更充實更豐富，他每個月都拿出一部分工資，到西單和王府井大書店里購書寄到山丹，因此他的日子有時候過得非常緊巴。有一次，有25位美國人來采訪他，他想接待好這些客人，可當時，他手里只有5塊錢。有人提議買點糖果，艾黎說，這些人不喜歡吃糖，后來，他就用5塊錢買了一些好的和差的點心和餅干，混合在一起，湊了一大盤，算是完成了這次簡單的接待。

　　1987年4月21日，為紀念艾黎來華工作60周年，山丹培黎農林牧學校開學，后更名為甘肅省山丹培黎學校。1987年12月2日，艾黎老人90周歲生日，辭去培黎學校名譽校長的職務，他提議習仲勛同志擔任名譽校長職務。1988年4月，習仲勛同志親筆復信學校，同意擔任山丹培黎學校名譽校長。習仲勛同志直到去世，共擔任了14年的名譽校長。

　　艾黎對山丹有著深厚的感情。晚年決定，將收藏的3700多件珍貴文物，全部捐給了第二故鄉(xiāng)山丹縣。艾黎留下了這樣的遺囑：“遺體火化后，將我的骨灰先放一放，待有人順路或朋友去山丹時順便帶去，撒在四壩的原野上，不要舉行儀式，一切瞻仰遺體、給遺體穿上好衣服再火化、舉行追悼會等對于后人費時花錢的做法應當破除，花圈也不要送。務請不要大張其事，這不過是又一名戰(zhàn)士在行進中過去了�！�

　　艾黎于1987年12月27日因患腦血栓并發(fā)心功能衰竭，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鄧小平為他題詞：“偉大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永垂不朽�！�

　　按照他的遺囑，他的骨灰全部撒在他的第二故鄉(xiāng)山丹。1988年，艾黎的骨灰一半撒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山丹四壩灘上，當地政府和人民不忍將全部骨灰撒去，為了紀念艾黎老人，又將另一半骨灰安放在山丹河畔的艾黎與何克陵園。

　　路易·艾黎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與各國人民的友好事業(yè)，他熱愛新中國，宣傳新中國，為發(fā)展中國人民同新西蘭及各國人民間的友誼、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新西蘭人民和廣大國際友人的尊敬和愛戴，他因此曾受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宋慶齡、鄧穎超、習仲勛等的親切會見。

　　艾黎在中國和新西蘭獲得了多種榮譽，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曾授予他文學榮譽博士學位，在85歲和88歲壽辰時分別獲得北京市榮譽市民和甘肅省榮譽公民稱號，同年新西蘭政府授予他女王社會服務勛章。近年，介紹艾黎生平的傳記和記錄片、電視片在中國與新西蘭陸續(xù)發(fā)行和放映。

　　在華60年里，艾黎始終和中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他大愛無疆的國際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的人道主義精神、自強不息的艱苦奮斗精神和堅韌不拔的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精神，將成為我們不斷開拓進取的精神動力。

　　忠骨不枯，萬古長存。這位埋骨異國他鄉(xiāng)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將世代令后人追緬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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